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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国际闽商经济(1)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3-07-29 浏览次数:4

      
  中国有没有海洋文化?有不少人对此有疑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甚至说:“尽管中国靠海,并在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航海事业,但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我们对此的回答是:中国有海洋文化,而且是先进的。中国是有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大国,在古代确有发达的航海事业,中国分享着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互动的,先进的经济基础必然会反映到其上层建筑领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作为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中国既然在当时有长期先进发达的航海事业和海洋经济活动,怎么会没有灿烂的海洋文化呢?显然,这在理论上就是荒谬的,而实践上更是站不住脚的。
 
    一、中国先进的海洋文化来自世界先进的海洋事业
 
    1、世界一流的中国杰出航海家
 
    在中国古代不乏胆识非凡、智慧过人的航海家,他们的业绩绝不逊于西方。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称霸中原时,曾越海北上在山东半岛南部建属地琅琊,统治达数百年;公元前2世纪就有徐福远航日本之壮举,对日本文化发展影响巨大;公元3世纪有遍航南洋的朱应和康泰;公元4世纪有从印度只身航海归来的法显,后着书立说,传扬佛经,对中国宗教和文化影响深远;公元5世纪有远航美洲的慧深;公元7、8世纪有远航南洋和西亚的达奚通、杜环和义净等人;公元11世纪有出使高丽的徐兢;公元14世纪有两次遍航亚非的汪大渊;至于15世纪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的郑和与他的得力助手王景宏以及随从和水手们,更是对国内外形成了巨大历史影响。以后又有鉴真和黄檗、隐元等和尚数次渡海,登陆日本,传播文化和宗教,成为中日深为敬佩的博学大师。其中,日长崎福州寺(又名崇福寺),竟有十位闽僧从中国东渡来相继主持,影响深远。
 
    以上航海无论是时间上,还是规模上都是当时世界领先的。
 
    2、称雄世界的中国海洋贸易和闽商的崛起
 
    中国海洋事业发展一直是与商贸密切相关的,而海上贸易是衡量国家海洋事业和文化的重要经济标志。汉朝时,汉武帝曾7次沿海巡视,贯通了北起辽宁丹东、南起广西北仑河口的海上航路。在此基础上汉武帝还派遣使节运航南亚和东西亚,访问印度半岛、马来半岛、中南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尼沿岸地区,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三国时期孙权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其所经以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历时一、二年之久,到达东西亚及印度洋沿岸数十个国家,当时海上贸易“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由于吴国垄断海上贸易,以至曹魏不得不遣使向吴国“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海南诸国的特产。以后相继立国的东晋、宋、齐、陈各朝也都很重视对海南诸国的交往和贸易。到隋唐五代(公元589-960年)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闽泉之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唐代远洋航线直达亚非两洲。宋代由于后期内外交困,尤重视海外贸易,据《宋会要》记载,宋太宗专门派人“各往南海诸番国”,以类似特许通行证的“空名诏书”的发放来招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宋高宗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元代尽管陆上交通更为广大,但对海外贸易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宋朝,甚至更为积极,元世祖于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初定江南后,即招降重用在海外有广泛影响的原南宋掌管泉州市舶提举司的蒲寿庚,让他继续主持泉州的海外贸易工作,第二年八月,又命福建省中书左丞唆都和蒲寿庚等向海外宣布“能来朝者,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并派亦黑迷失、杨建壁、周达观、勃罗等频频出使南洋和印度沿岸诸国,积极进行招引贸易活动,还在广州、温州、宁波、杭州、上海、澉浦等7个港口设市舶提举司,开展有海上贸易,并允许官商合办海外贸易,采取了比宋代更自由的海外贸易政策。这些都使海外贸易更加兴旺,元代泉州港由此一跃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与当时亚历山大港齐名。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明朝,由于南亚安南黎氏政权的侵略扩张,防御倭寇和明朝内外反对政治势力逃向海外,伺机侵扰和复辟等原因,先是朱元璋采取因噎废食的错误 “海禁”政策,以至连明政府自己都有“诸番欠缺贡”之感,后朱棣改变做法,派出郑和在30年时期内,七下西洋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同亚非沿海各国的外交关系和海上贸易,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肃清了明朝敌对势力,“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医术和文化得以在当地传播,福建长乐成为郑和下西洋多次扬帆起锚出发地和商品及水手补给地。《高丽史》记载,从公元1015-1090年相继到达高丽的泉州商船就有19起。明代谢肇制《五杂俎》写到:东则朝鲜,东南则硫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聆然。自明到清,以泉州、漳州商人为主的郑氏海商集团纵横东南亚和东亚,一度控制东南沿海制海权,无可匹致。清自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海禁开放以后,闽商逐渐主导中国海外贸易近400年,其中吴秉义、潘振承等闽商还成为清政府在广州设的对外贸易代办“十三行”的主要代表和首富,名列当时国外编排的世界华人首富的财富排行榜,以后不少闽商移居海内外,闯荡天下。15世纪前,中国是海洋贸易的世界最强国之一,而闽泉商是其中的主力军和杰出代表。而到1820年前后行驶于东南亚中国帆船仍达295只之多,总吨位达85200吨,当时航行于东南亚英国船只总吨位不过二、三万吨,远逊于中国。在中国帆船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福建。
 
    3、世界领先的中国航海基地——福建
 
    福建是中国航海事业最发达的大本营基地。不仅海航的水手和技术管理人员多出于此,而且是全国最主要的造船基地和海外贸易商城。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的海上通道主要是闽人长期用生命开辟出来的,其船队相当部分海船在福建制造,船员多是闽籍人士,船队的实际指挥者,是福建漳州人王景宏,和郑和同为正使,曾八次下西洋。而当时泉州造船业也特别发达,以善于制造适合深海航行的尖底海船而负盛名。
 
    福建历史上一直是中国造船业中心,中国的木船制造一直在世界领先,由于福建林业资源丰富,海贸造船需求大,和闽人历史上航海传统,非常适合造船业发展(尤其是远洋航行的大船)。明崇福年间为册封琉球国使团所乘福建造的海船其长60米,宽12米,深15米,船体之大仅次于郑和宝船的大船。为了降低造船成本,他们后来甚至在东南亚泰国、暹罗、越南等地造船或更换船体重要部件(杆、舵、锚等)再开回来。清朝晚期在革新派“洋务运动”代表左宗棠和闽人沈葆祯的积极领导组织下,福建的福州马尾船政曾辉煌一时,大规模引进西方造船设备、技术和外国专家,造出商船军舰40艘,其中最大吨位是排水量2200吨的开济号铁胁木壳战舰,成为晚清海军战船制造基地和当时远东最大造船厂。
 
    4、再度崛起的近现代新闽商
 
    崛起于宋元明时期的闽商,在晚清时期受到侵华国际资本的挤压,在与新兴粤商和浙商的竞争中,不得不退出了国内市场,但由于海商的优势,转战南亚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19世纪末至今的100多年间,闽商走向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港澳台闽商表现尤为出色。据统计福建现有海外华侨华人1100万元,占世界海外华侨华人的1/4强,其中闽籍港澳同胞120多万人,闽籍台胞900万人。他们的资产存量估计超过3000亿美元。从人数分布看仍以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居多,分别占29.4%、25.3%、16.4%、14.4%,其他洲以美国最多,有41.3万人,占4.2%。这些海外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创领时代的风云人物,除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外,还有“万金大王”胡文虎;“面粉、丁香和金融大王”林福良;“水泥、面粉和地产大王”林文镜;“世界糖王”和“酒店大王”的郭鹤年;“船和木材之王”的黄双安;“银行、烟草、啤酒和航空大王”陈永栽等,此外,一批融合东西文化、知识型海外新闽商也正在崛起,他们运用新经济资源,积极开展高科技、知识型的产业经营,集中在发达国家从事高科技产业,不少人已崭露头角,如美国汽溶胶协会和地球物理学会会长李少荫博士、新西兰科学院院士高益槐教授、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的匈牙利郭氏集团、阿根廷首都占据超市市场达80%以上的福清人等。世界闽商中,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至少有9人,占同列富豪华商的23%。
 
    在国内,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富有拼搏精神的现代新闽商再次崛起,其中既有实力日渐雄厚的本土闽商,也有祖籍福建的海外港澳台同胞和侨胞,他们借助海外闽商的大力帮助和配合,很快完成资本积累,四处扩张,成为新商帮中佼佼者。据有关部门统计,福建民间在省外投资人数已超过250万人。其中“泉州军团”就有70万人,创造年销售总额已达160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泉州市场。而在泉州本地,闽泉商已造就了34个中国名牌和45项国家免检产品,涌现出“中国鞋都” (晋江)、“石材之都”(南安)、“石雕之都”(惠安)、“茶叶之都”(安溪)、“陶瓷之都”(德化)、“树脂之都”(丰泽)、“休闲服之都”(石狮),成为全国着名“品牌之都”。闽泉商对成立商会十分重视,在海外、闽泉商会至少有50多家,其中不少是历史悠久的老商会,在国内已成立了70多个。而行业商会组织方面,闽商在海内外已达到220多个,省级异地商会20多个,居全国第一,形成海内外互相沟通的民间商会网络。以致于福建的一些领导人夸口说:只要有商会通讯录,走遍世界都不怕。
 
    中国近代新闽商发展与过去闽商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更加国际化和开放兼容。历史上闽商偏重闽台和国内,在国外定居不多,近代新闽商海外的不仅大量定居东南亚,而且在北美(尤其是美国)发展也很快。二是实业化。历史上闽商偏重商业和商运,而近代新闽商更加注重实业,注意结合实业来做商业和商运。三是本土化。近代海外闽商在世界各地定居后,大多数都加入了当地国籍。而国内的新闽商由于各方面原因,主要仍做国内各地的生意,走向海外较少。户籍也大多留在福建本土上。四是知识化。以往闽商文化层次低的情况已有较大改善。目前闽籍三万多海外留学生,有80%在海外定居,从事与高科技有关产业,成为新一代闽商接班人。而早在海外定居的老闽商赚钱后都纷纷投资子女的教育,期望接好自己的班。五是民间化。闽泉的商会组织虽成立很多,而且也常要请“官方”的现职和离退领导来当名誉会长和顾问等,但绝大多数都是闽商自己发起成立的,而且自主决定和办事,不受行政约束(虽然也有主管单位)。这在经营上也是如此。从新闽商这些新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海洋文化的体现是如何在闽商现代化转型中实现的。闽商的血液和基因就是外向开放,商贸求富,拼博进取,融和繁荣和闯荡世界。
 
    闽商面临挑战和机遇。现在,浙商和粤商仍在“夹击”着闽商,闽台经济合作仍然受限,闽商熟悉的传统产业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中国的高速发展和东南亚国家形成双向互动,但闽商要在当中走出去和大规模合作,还有很大难度,文化素质也仍有待大幅提高,家族企业的现实对企业发展仍有很大局限性。
 
    从上述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不仅是一个幅员辽阔,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大国,而且是一个有近2万公里海岸线,5000多个岛屿和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大国。中华民族是世界是最早利用海洋资源、开展海航交通贸易的优秀民族之一。中国在15世纪前一直是世界海洋之王,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海洋地貌的认识和海洋水文气象知识的掌握,无论是对海洋潮汐研究和对海洋生物认识,还是航海能力和海洋贸易以及海上生产养殖等,都是世界一流的。中国的海外贸易,自汉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到宋元时期达到高潮,形成闽商的崛起,明清的“海禁”,虽然阻碍了中国整个海外贸易发展,尤其是官方海外贸易受挫严重,但无意中给时时冲破禁令的民间海外贸易以更广阔的市场,甚至使闽台民间海外贸易一度形成垄断地位,并促使海外各国(尤其是东南亚)闽商、海外侨商的诞生和发展。闽商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时代变迁,虽曾一度消退,但现仍再度崛起于海内外,名列中华商帮前茅。中国灿烂的海洋事业(尤其是海洋贸易和运输航行)为中国海洋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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